中新社北京3月3日电 (记者 夏宾)国务院第三次全体会议近日讨论拟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多做有利于提振信心和预期的事”。

　　凝聚共识、提振信心的关键点在哪？今年经济发展预期目标怎么定？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日前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称，全国两会上设定的目标会带动政策走向、释放明确信号、管理改善预期。

　　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一般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即CPI)预期目标相匹配。姚洋直言，这是非常新的提法，过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相关工作内容时，很少把货币政策和CPI目标联系起来，这次更加接近现代货币政策的目的。

　　他希望，今年货币政策可以朝着全国两会确定的CPI目标发力。在CPI低位运行的情况下，定下CPI目标实质上可以发挥预期管理的作用，有助提振信心，对整个经济的需求回升也有推动作用。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热词，我们该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

　　姚洋：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只要能提高劳动生产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这些生产力，都是新质生产力。中国从过去比较粗放式的增长变成高质量增长，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概为20%至40%，我预测这个比例会向着高端转移，因为过去有段时间比较低，未来可能会提到30%甚至接近40%，这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表现。

　　中新社记者：当下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该在哪些方面发力？

　　姚洋：我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靠改革，下一步提高要靠加大科技投入，提升科技水平、创新能力。

　　关于经济增长有一个基本模型叫做索罗模型，这一模型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最后会达到一个所谓的稳态，在稳态时国家人均收入的进步速度就等于国家技术的进步速度；在国家没有达到稳态时，人均收入的提高还可以靠资本积累。中国现在还没有达到稳态，但资本积累所占份额会越来越低，技术进步的份额就必须提高。

　　假设到本世纪中叶时，中国走到一个稳态，人均收入的增长就要完全依靠技术进步。现在是过渡期，所以必须打拼技术进步，中央所制定的高质量发展这条路，就是为转型服务。

　　中新社记者：激发消费潜能、扩大有效益的投资，今年在这两方面我们该如何去平衡和发力？

　　姚洋：关于中国消费有一个迷思和误解，总觉得中国的消费增长速度不够。

　　事实上，从1992年开始，中国进入一个外向型经济的时代，中国的生产潜力迸发，但多数增长的生产潜力都在为世界服务，以出口为主的特点造成了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特别是本世纪头10年，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增长速度飞快，出口功不可没，这样进一步加剧消费占比下降。这里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口，另一方面也是收入增长的结果，带动储蓄率提高。

　　这个情况在东亚不特殊，日本曾经降到过52%左右，韩国也基本上降到了这样一个水平。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开始调整，消费占比开始上升。刚刚发布的国家统计局公报表明，扣除价格因素，去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达9%，这是非常快的，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达82%。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激活投资就非常重要。投资是两方面，一个是企业投资，一个是政府投资，但企业投资是内生的，今年要更多关注政府投资。

　　回到最基本的宏观经济学原理，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如果没有达到潜在增长速度，就应该刺激需求，可以搞货币政策，但货币政策在信心不足的情况下会失效，所以必须搞财政政策。

　　这时候发债不会造成通胀，对未来也不会造成很大负担，会即时转化成产品，推动经济增长，债务就可能被稀释掉，甚至消解掉。政府主动负债，让经济轮子转动起来，我觉得是一个正确选择。

　　中新社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而过去是说与名义经济增速来匹配，为什么会特别强调价格水平预期目标？

　　姚洋：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提法，我们过去会定一个CPI目标，但很少把货币政策和CPI目标联系起来，这次更加接近现代货币政策的目的。

　　比如说，我们定1.5%的CPI目标，希望货币政策也朝着这个目标去推动，因为在CPI低位运行的情况下，预期不太好，定一个CPI目标，实质上是一个预期管理，外界认为货币政策会朝这个目标走，会降息、降准，大家的信心会回来，对整个经济的需求也会有推动作用。如果能降息，老百姓购房负担会下来，可以推动房地产企稳回暖，企业投资意愿也会提升。

　　中新社记者：我们看到最近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政策非常多，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您认为今年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

　　姚洋：中央连续出台了很多激活房地产的政策已经在见效，力度可以再加大一些，可以考虑全面取消限购，这对于大家恢复信心很重要。

　　同时，银行房贷还有很多潜力可挖。比如说，不要分一套房二套房的利率“歧视”，地方政府也不要去干预房价，我们的银行体系足够大，能够应对这些风险，房价调整到位，老百姓就会觉得该出手了。中国住房的刚需还有很多，有人计算过，即使到未来市场稳定下来，每年住房需求仍在10亿到12亿平方米，这是一个巨大的空间。

　　供给面政策也可以做一些改善，能不能把放贷的权力还给银行，政府部门加强监管，让房地产公司有流动性，就会去把保交楼给做完。

　　我期待，需求和供给双管齐下，有望在今年第三季度把房地产市场稳定下来。

　　中新社记者：中央已经提出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发展银发经济，推动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您有哪些建议？

　　姚洋：鼓励生育有多方面的事情要做，从易到难来讲，第一是住房租售同权，第二是三岁以下孩子的托儿问题，第三是教育减压。归根到底是养育子女的成本，而且主要是女性成本太高，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面对老龄化主要是社保、医保两个方面，从1962年出生到1976年出生的大约4亿人，未来15年都要退休，拿养老金平均有25年左右，甚至更长。

　　另外考虑到整体健康习惯问题，我们的健康寿命远远低于生物寿命，老年人晚期的医疗费负担很重，所以要提倡一个健康老龄化，作为社会工作的重点之一来推动老年人的健康老去，减少对医保的负担。(完)